文学翻译不重视原文而出现的笑话或者不好的影响的例子?辩论赛,我们是正方“文学翻译需要忠实原文.”

文学翻译不重视原文而出现的笑话或者不好的影响的例子?辩论赛,我们是正方“文学翻译需要忠实原文.”

林语堂,鲁迅
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,同时期的两位大家鲁迅和林语堂,却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南辕北辙、相去甚远.林语堂指责“以佶屈聱牙之文以飨读者”为不明译者对读者的责任,而鲁迅也对“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”觉得十分可笑.那么为什么曾有过两次“相得”,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,曾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辩论中立场相同的两个人,竟在译学这一领域针锋相对呢?他们的不同在何处?应如何看待?其实对翻译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,在西方,翻译理论经过了漫长的传统阶段后,学派林立,高潮迭起.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,随着跨学科的蓬勃发展,层出不穷的新观点、新理论更是从各方面突破重围,令人耳目一新.德国功能派学者Hans Vermere 为翻译理论找到了一个第一准则：文本目的.在这一理论下,“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”.[1] 目的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.进入90 年代,翻译更是在各种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化转向,像Lefevere和Bassnett 等学者开始“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,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”.[2] 把翻译与权力、思想意识、制度等联系起来,触动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.与此同时,译者的主体地位也随着作者的死去开始彰显,克服了其边缘文化的地位,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抉择与创作.
总之,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,促使我们从各种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现象.本文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,对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观点做出大概考察与比较,并探寻促使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目的因素、文化因素及个人因素.
一、鲁迅、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
1.文本的选择.在文本选择上,鲁迅在前期并未超出梁启超规定的范畴,仍是囿于科学小说、政治小说.从1909 年《域外小说集》开始,鲁迅本着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希望,抛开一般人所关注的强势文化,更多地引进弱小国家,像俄国、波兰、捷克等国家的作品.其后期作品更是通过托洛茨基、普列汉诺夫斯基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,翻译了《毁灭》、《铁流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等革命文学作品.
而在比他略晚一些的林语堂这里,翻译的样式却有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,林语堂致力于打造一个通俗世界.一方面,他将西方的幽默引入中国文化,在他所创办的《论语》杂志上,荟萃了莎士比亚的《人生七记》、尼采的《市场的苍蝇》、法国民间故事《尼姑》等许多英、法、美式的讽刺.另一方面,他又将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献,以通俗化、大众化的策略介绍给了西方.“他从译文的预期功能出发,将原文结构抛开,采取他认为得体的必要的变通手段”[3] 并加上自己对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的理解,把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译成了他的《孔子的智慧》、《老子的智慧》.如果说鲁迅选择的是文本的战斗精神,那么林语堂选择的便是文化和审美.
2.关于忠实.1909 年以前,鲁迅的翻译未能摆脱清末民初严复、林纾等人的影响,大刀阔斧地对原作进行删节、改译、添加.1909 年的《域外小说集·序言》里,鲁迅提出了“直译”的观点,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丰富与发展,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.
首先,最突出的就是“宁信而不顺”,即使是文学翻译,也应直译,要保存原作的风姿.所以鲁迅先生是主张异化,反对归化的.“只求易懂,不如创作”[4] 他的译本是要读者费一费心思,用牙来嚼一嚼文字的.另外,不仅在内容上,在形式上原文的特点也要保留,即所谓的语法欧化和用词欧化.鲁迅旨在输入新的表现法.比如,他自己举例子：“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”,虽不顺,也决不改作“日落西山”,因为原意以山为主,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.[5]
林语堂在他的《论翻译》里也提出了“忠、顺、美”三条标准.但忠实的程度在他这里却有不小的灵活性.他提出了忠实四义：（1）忠实不是字字对译,是句译,以该句的“总意象”为基准下笔,而非字义.（2）绝对忠实之不可能.（3）忠实不仅求达意,还须传神,即忠实原文言外之意.（4）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,即讲求归化,按照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.这也就是其“顺”的含义.此外,林语堂还要追求美,风格与内容的美,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冲动.在这种原则下,林语堂允许了语言的游离.换句话说,林语堂的“忠”在“顺”与“美”的调节下,已经柔韧异常,张力很大了.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给了译者很大的自由.而鲁迅则要求在两方面均以“信”为最高准则.二人的观点针尖对麦芒,截然相反.